【搬运诗人的尸体】

     民谚说：无宁不成市，阿拉（我）宁波人做生意头子活络，不管是千里路，不管是万里远，只要有市面，都有宁波人。
 
     在上世纪，在中国，有十大商帮，而这十大商帮中，“宁波帮”是一大劲旅，被认为是继徽、晋两大商帮之后势力最强的地缘性商人群体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人做过一次调查，旅居上海的外来移民中，以广东人和浙江宁波人最多。在这些移民中出现的有影响的工商界人物，广东帮占一成，其他各帮占二成，而宁波帮占了七成！1920年，上海公共租界共有华人68万，而其中宁波人竟占40万人之多。宁波帮在工商业、金融业等领域不但影响了江浙、上海的进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影响了中国工商业、金融业的进程。他们不怕苦、敢冒险、敢为天下先、求实而乐于探索，他们以其强烈的创业精神与杰出的经营能力抒写了中国商业史上的百年辉煌，至今仍活跃在海内外而名闻遐迩。

一、天下闻达的“宁波帮”
 
     与其他近现代著名商帮相比，“宁波帮”的区域相对较小。

　　在鸦片战争结束后，宁波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一个重要内容，屈辱地与广州、福州、厦门、上海一起成为了通商口岸。宁波也“被迫”拥有了国内“外滩史”上最古老的一个外滩，比上海黄浦外滩还要早上20年。长袍马褂西装革履在这里互相交融，这座刚刚度过1000周年的东方文明城市，迎来了中西文化最为有力的一次碰撞。国外的洋船轰轰烈烈地进来了，苦于生计的一批宁波人却拿起三把刀（菜刀、剃刀、剪刀）远离故乡，漂洋出海了。崛起于明朝天启、万历年间的宁波商人集团，在五口通商后渐成鼎盛。

　　19世纪末与20世纪40年代，宁波商人有两次较大规模的海外迁移高潮，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期间，鉴于国内动荡不安的社会经济环境，大批宁波人包括原在大陆已有相当基础的宁波商人纷纷从宁波、上海等地移居港台地区，或以港台为跳板，转向日本、东南亚和南北美洲等地发展。宁波商人重心逐渐移向海外。

　　正是以这一群为主体的宁波商人，成就了宁波人在海外不可忽视的现代势力，成为天下闻达的“宁波帮”。

　　据有关资料统计，海外宁波籍人士现有73000多人，加上他们的后裔达30多万人，他们分布在世界64个国家和地区，还拥有遍布世界的商业管理销售网和大批掌握现代化科技、生产工艺和管理知识的专业人才，在香港十大富豪中，“宁波帮”占有三席，在为数不多的“世界船王”中，“宁波帮”占有两席。著名的有已故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影视界巨头香港邵氏兄弟有限公司总裁邵逸夫、纺织巨头香港南丰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廷骅、美国全美中华总商会永远总顾问应行久、美国原副州长吴仙标、日本孙氏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忠利、新加坡宁波同乡会会长水铭漳等。其中邵逸夫、李达三、曹光彪、王宽诚受到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推荐，先后获得小行星命名的国际荣誉。

二、耕读传家、商儒并生的传统

     20世纪80年代，包玉刚、赵安中、曹光彪、李达三、顾国华、汤于翰、黄庆苗、朱绣山等一大批海外“宁波帮”纷纷捐资。一个在故乡办学的热潮，在海外的宁波帮中蔚然成风。今天，当人们走进宁波大学的校园，你会发现这座优美的校园称得上是“捐资助学博物馆”。每一幢楼都诉说着宁波帮人士对“百年树人”的深刻认识；铭刻着宁波帮人士对家乡的赤子情怀。“要真正富裕起来、强大起来，就靠教育，就靠人才”，这正是他们的共同认识。

     宁波人办教育是有传统的。它又与一位年轻的改革家王安石名字连在一起。正是他指给了宁波人又一条出路。

     1047年，也就是北宋庆历七年的秋天，27岁的年轻知县王安石从今江西临安风尘仆仆地踏上了宁波的土地。

     王安石是一位十分执著而务实的人，他把离衙门不远的一处破旧的庙宇改建为县学，并亲自从深山寻找到五位知书识字的老先生出山执教。这五位人物，便是日后在浙东学术史上著名的“庆历五先生”。

     宁波文化的种子播种发芽了。从此宁波有了作为学子科举考试的专门场所“考试院”。十余年后，当王安石以参知政事的身份为宋王朝部署改革的时候，宁波的第一代进士也产生了。那些农人商民的孩子经过十年寒窗开始成才，不久，即产生了宁波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

     这些原本安放在宁波孔庙里的历代的儒学碑，无不颂扬着王知县当初的开蒙之功。王安石的意义并不在于使少数的民间子弟通过读书做官而从闭塞的小城走向全国，他的更为重要的影响恰恰在于他从此倡导了一种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耕读传家、商儒并生的传统。

     宁波人士诸孟家说：“我太公就是对我们讲不能求官，只能求学，有学才可以以后经商。你没文化我跟你做生意做不来的。就是以前毛泽东讲的没有文化的军队就是愚蠢的军队。我那祖宗也是这么讲，有文化我们就能走遍天下，就可以经商。”

     这以后宁波出了2432名进士、12名状元，出了数万名举人和数十万名秀才童生，更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开创的那种“田家有子皆习书，士儒无人不织麻”的社会氛围，那种尚文尚礼、崇信崇义的地方文化精神，成为了一代代宁波人人格理想的精神支柱。这以后，从宁波走向全国的基本上就是两种人：商人和学人。

     在宁波天一阁收藏的历代文献中，有五百多种宁波人宁波地方的家谱，在这些家谱所记载的人物传记中，常常找到这样一些资料，说是某某家族、某某人从小喜欢念书，因为社会的动荡，家里的经济条件不行了，只能去从商，然后他从商成功以后，他又拿出钱来办学，做善事，或者要他的后代继续从事科举、读书，比如买办杨坊的家谱，里边就讲到，他们家以前也是书香门第，后来家道中落，他不得不放弃读书，去经商。李氏是宁波的名门望族，他们的家族里边有很多学者，到了近代也是这样，家道中落以后就出去做生意了，所以宁波近代商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他小时候肯定念过书，或者说经商以后，成功以后又继续从事教育的，募捐，或者让他的后代继续念书。

     更有意思的是，宁波人把两条出路巧妙地结合了。宁波的学子从一开始起就有一种“转而从商”的准备。官宦仕途风险环生，读书为官常常投入太多而成功率极低，于是在开蒙阶段，宁波的家长们要求学子的首先不是八股策论，而是实实在在掌握三门实用的技巧：书法、尺牍和珠算。他们认为一个学生首先应当能写一手好字，会打一手好算盘。这样，即使到头来求不了官，也能当一个好商人。宁波商人后备力量的文化培养机制就这样的形成了。 

三、开放的海商文明

     唐宋（618-1279）以来，宁波人向外拓展的目光开始转向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假舟楫之利的宁波商人，开始与日本、高丽、东南亚沿海国家有了贸易往来。而与宁波毗邻的上海，更成为他们活动的主要区域。

     宁波的区位优势赋予了这座城市在中国的水运和物流集散中的特殊地位。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南北船只在宁波交汇、贸易、周转、集散的。这样一个非常著名的港口城市，它还有一个很有利的地方，就是京杭大运河，大家都知道的，它是通到杭州。从杭州到宁波又有一条杭甬运河，所以这里的物资从上海到了宁波，又可以从宁波顺着运河到杭州，再从杭州顺着京杭大运河上溯，上溯可以通过它的各条水系，又四通八达通向中原地区，通向北方地区。

     这时候，宁波就不仅仅是一个小区域的中心城市，它实际上变成了中国东南地区的物流中心。在清代（1644-1911）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里，这座城市里云集了徽、鲁、闽、晋各帮客商，同时也汇集了南北的船帮。在今天的甬江边上还保留了两座完整的船帮会馆。庆安会馆是南线船帮的会舍，而坐落在它边上的则是北线船帮的安澜会馆。他们所跑的航线不同，但是他们都信奉共同的保护神妈祖，并把这位航海女神尊为“天妃”和“天后”，也就是至尊女神。
   
     当三北盐碱平原的第一批先行者渡过杭州湾来到上海的时候，黄浦江边还仅仅是一大片滩涂地，一个小小的县城蜷缩在今天的南市。

     三江汇流的宁波，是中国最早开放的贸易口岸之一。开放带来的商业文明，使宁波人拥有了一种闯荡天下的勃勃雄心。耸立在宁波江滨老码头上的雕塑，成了这座城市某段历史的注脚。它所表现的，正是印记在一代代老宁波记忆里最常见的情景。当地的口语，向来把外出经商形象地称为“跑码头” 。

     当时民歌唱道：“大海泱泱，忘记爹娘。”早期的宁波商人，正是沿着一条“沙船之路”驶向了上海。

     沙船是当时的南方最常见的一种商船，尽管这种只有三尺阔的平底木驳船，常常经不起海涛的颠簸，但与走西口的山西人相比，“跑码头”的宁波商人，却似乎少了一些悲凉，多了一份放达。

     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已经有很多宁波商人走出故乡的四明山，来到隔海相望的上海。在那个交通并不快捷的年代，乡音成了游子心中最温暖的慰藉。1797年，宁波人在上海的第一个同乡团体“四明公所”建立了。

     对于当时旅居外地的宁波人来说，组织同乡团体不仅仅是出于一种自然的乡情纽带，更是出于一种生存的需要。1819年，宁波籍的号商和船主在上海建立了“浙宁会馆”，而在上海干手艺活的宁波籍下层民众，也本着“亲帮亲，邻帮邻”的互助精神，于1831年建立了“水木业公所”，会众基本上是泥、木、石、雕、锯的匠人。以上两个同乡团体，前者是同乡的互谊组织，而后者则是同乡的行业协会。

     另一种更具特色的同乡性的行业，也在这时出现在宁波人聚居的上海滩。裁缝，也就是成衣匠，这也是用沙船带过来的宁波手艺。不过宁波的成衣匠不是一些只会使用剪刀的寻常工匠，他们有一个特定的名字，叫“红帮裁缝”。

     宁波裁缝因为专门给当时被叫做红毛人的外国人做西装，因此就被称作“红帮裁缝”。据说他们的祖师爷宁波人张尚义，是一个在横渡杭州湾时翻船的幸存者。这位当年的宁波小裁缝因为抱住了一块破船板，经过数天的漂泊竟得以到达日本的横滨。在言语不通、满目都是陌生人的异国他乡，他居然凭手艺找到了自己的职业，为停泊在那里的俄国船员修补西装。心灵手巧的张尚义很快成了西装裁剪的高手，多年以后，他的儿子张有松回到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西服店——福昌西服店，并向宁波同乡广为传授手艺。

    “红帮裁缝”作为一个群体，最早是依托上海滩才得以扬名，以后他们的足迹逐渐遍布了大江南北。这些出身卑微的宁波裁缝，成了中国近代服装改革的先驱，由他们所创造的中国服装史上的很多个第一，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据史料记载，中国的第一套西服、第一套中山装，甚至第一部西服理论著作，都是出自宁波人之手。

     中山装的设计者王宏卿之子王汝珍说：孙中山先生提出来了,（袋口）要用笔架形,那个时候我父亲问他,为什么要用笔架形，因为笔架形做起来比较麻烦啊，圆的做起来简单啊，他说呢，这里有意义的，什么意义呢？就是我们的革命要用知识分子，等衣裳全部做成以后，孙中山先生来了，（这种款式）称为国服，具体名字就以中山先生命名就叫“中山服”。

     宁波裁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垄断了各地的西服制作业，日后上海南京路上涌现的最有名的西服号，几乎都是宁波人所开。后来的事实证明，“红帮裁缝”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而消失，即使在1949年以后，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身上的服装，几乎都是由“红帮裁缝”的传人巧手制作的。今天，这个中国东部的城市，仍是名副其实的服装之都，在国产的每十件服装中，就有一件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

     随着宁波商人北渡上海，并从上海辐射到北京、天津、汉口等各大城市，药材商的足迹也如海鸥逐浪般地流向四方。宁波商人经营的著名药铺，如上海的童涵春、冯存仁、蔡同德，北京的同仁堂、天津的达仁堂，都是这些城市的药业名店。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些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未见丝毫褪色。

     京城名店“同仁堂”，是宁波乐氏于康熙年间（1662-1722）创办的药号。同仁堂“有方皆法古，无物不藏真”。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现在还陈列着慈禧吃剩的两枚“乌鸡白凤丸”，上面有光绪年间同仁堂制作的印记。

     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资本，宁波人开始把钱庄办到了上海。因为在家乡早就拥有了开办钱庄的经验，所以宁波人的钱庄一进入上海，立刻就显得游刃有余。

     在十九世纪整整一个世纪，再延续到二十世纪初，宁波有几个商业家族集团在上海从事钱庄的经营。比较著名的有镇海的李家（小港），镇海的方家（桕墅方），镇海的叶家（庄市），也就是叶澄衷，以及慈溪的董家（三七市），董棣林，再后来是秦家，秦君安。上海十大钱庄资本家家族集团，宁波商人就占了五个。

     钱庄是靠个人的信用作为担保的，它发行的叫庄票，这个庄票非常简单，它上面是用毛笔手书的，但是它的信誉相当好，当时的中外客商都很欢迎这种庄票，称作“上海头寸”，相当于硬通货。

     钱庄发行的庄票，在上海地区当时季节性的棉花、茶叶和蚕丝大收购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这样的收购旺季里，巨额的资金流动，必然会带出很大的资金缺口，而钱票起到了缓冲的作用。

四、宁波商帮的“天下先”

     宁波商人在自己的以迹过程中，创造了许多个“中国第一”。

     1897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华人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中国传统金融业迈向现代的响亮信号。

     而真正独立创办以一个城市为标志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是四明商业储蓄银行，1908年成立的时候，董事会、总经理，全部都是宁波人。

     正如早期的宁波商人转而发展钱庄一样，在上海的宁波商人已经看到了资本运作的巨大拉动力，他们从商业领域大踏步地转向了资本运作领域。这预示着宁波商人的经营理念已经得到了巨大提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在华的势力一度松懈，宁波商人迅速抓住机遇，在一年之内就创办了上海煤业银行，民新银行，日夜银行，中华劝业银行等十余家银行。同时，又接盘创办了中国垦业银行，中国企业银行等多家新式商业银行。

     以宁波金融家为主体的上海银行家队伍，一时被誉为“江浙财团”。

    宁波籍人士创办的金融业，对在上海的宁波工商业者的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上海这片开阔的“滩头”里，宁波人成了引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的第一家日用化工厂，第一家机器染织企业，第一家灯泡制作厂，最早的民营仪表专业厂，甚至最早的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证券交易所，都在宁波人的手里诞生了。

     在传统行业中站稳脚跟的宁波商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更多的新兴产业。

     宁波商人黄楚九，最早是从中药行业起家的，后来又介入了西药业。但他真正成名是发明了“艾罗补脑汁”。

     黄楚九在药业上有所获利后，就转而开拓娱乐市场，他在1912年创办“新新舞台”，第二年又在舞台顶层开设了中国第一家“屋顶花园”，再其后，又开设新世界游艺场，几经操作，成为业内高手。1917年，黄楚九出资80万元，建成了“大世界”游艺场，一时震动大上海。但黄楚九并未因此罢手，再于1924年创建中华电影公司，成为大上海的跨门类的商界奇才。

     二十世纪初，当“电影”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的时候，更多的人还只是惊叹于这种“西洋镜”所具有的神奇魅力，而又是那些精明的宁波人率先觉察到了其中的商机。早在黄楚九之前，宁波人就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自主制片的影片公司——幻仙影片公司，拍摄并执导了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这批宁波籍的早期电影人，后来被写入了中国的电影史册，他们中包括中国电影的早期拓荒者张石川，以及创办了天一影片公司和邵氏兄弟影业公司的邵醉翁、邵邨人、邵仁枚、邵逸夫等著名人物。

     1933年，二十几岁的董浩云离开当时属于宁波的舟山定海，到上海发展。几经挫折，几经奋斗，终于成为中国的第一位世界船王。

     董浩云和稍后的包玉刚，都成了国际航运界令人瞩目的骄子。

     历史不会忘记宁波帮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为中华民族所作的贡献。

     一大批著名的宁波商人出现了，这时，人们不能不对这一群从浙东山水中走出去的人们产生出了“帮”的概念。“宁波帮”此时已经从传统的商帮中脱胎而出，成为地域性的经济人才群落。

     不管是北京的，还是其他各地的同乡会，他们的具体细节到底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不但证明了当时在外的宁波商人已经多到了需要集会的程度，而且，宁波商帮作为一个无形有质的“帮”,除了 “商儒一体”的共同地域个性外，它的内部还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心理认同机制。“同乡”这个词，正是他们把各自看作与自己“同一种人”的强大纽带，同乡会强化了这一种心灵契约关系，并使它组织化。

五、长盛不衰的地缘文化

     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产生过徽、鲁、闽、晋各帮，兴盛了数百年，最后都衰落了，而宁波帮为什么能够继续活跃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呢？有比较才有鉴别。

     晋商俗称“山西帮”，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到19世纪中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但是，由于晋商已不由自主地成为了封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的工具，加之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决定了晋商随着封建制度在中国的消亡，衰落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而与晋商齐名的徽商，早在东晋时就有记载，以经营文房四宝起家的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太儒”，他们把追逐财富当做手段，把求功名做官当做最后的归宿，如二品红顶商人胡雪岩。因此，即算是在把生意做得很大的乾隆嘉庆年间，他们的生意也做得三心二意，到封建经济制度摇摇欲坠时，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才能获得新生，但“官本位”下的徽商却早已有心无力了。

　　潮商是潮州商帮与广东帮的共同称号，与其他商帮相比，“宁波帮”与潮商最为接近。先前都不如晋商、徽商著名，也源于沿海居民大规模地投入海上商业冒险活动，当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时，潮商却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崛起于东南亚和香港地区，涌现出李嘉诚、陈弼臣等一批世界级巨商。

　　从地缘上来看，晋商、徽商是“陆商”，潮商、宁波帮是“海商”；从本质特征上说，晋商、徽商是“官商”，潮商、宁波帮是“民商”。“陆商”更多的是封建主义式的封闭，“海商”则更容易走向开放，走向市场经济时代。它们的生命力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

     一个群落的常盛不衰有其内在的精神支撑。

　　“宁波帮”背后的浙东文化最能体现解放思想和务实的精神，他们勇于冒险却更是善于冒险，他们的机警、灵敏、开朗、有胆识总使得他们能化险为夷，“宁波帮”知道“信用经商”，懂得信誉就是资本。以前宁波人在上海开设的钱庄以信誉闻名，开出的庄票通行上海及各商埠，使得宁波人在上海执掌钱庄业多年不衰，并涌现出如中国银行奠基人宋汉章等；他们克勤克俭、脚踏实地，不事张扬不尚空谈；他们注重团体强调联合的互助合作，如近代宁波商人都十分重视行业和商会组织，以此把分散的个体联合起来，并借此维护工商者的合法权益。

　　宁波固有的群落文化让“宁波帮”扬名立万，而它更为重要的作用，是在持续地培育着一代又一代的“新宁波帮”。

　　低调做事平和做人，正是宁波商人抹之不去的精神因子。

六、宁波帮帮宁波

　　一场声势浩大的“世界宁波帮大会于2004年8月1日在宁波隆重举行。这场被称为“双纪”的“宁波帮大会”被宁波人赋予了特别多的感恩情绪：一是为了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同时也是为了纪念邓小平同志“把全世界宁波帮动员起来建设宁波”指示发表20周年。

　　宁波人应该感谢“宁波帮”。

　　宁波人更应该感谢邓小平同志。

　　邓小平从未到过宁波，但正是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仅为包括宁波在内的神州大地沐浴了改革开放的春风，更是让宁波这座城市迎来了一颗独特的“种子”———宁波帮。

　　公元1984年8月1日，北戴河。邓小平同志听取了谷牧同志对宁波工作的汇报。

　　小平说：宁波的事情好办点，宁波有那么多人在外边，世界上有名的两个船王包玉刚、董浩云都是宁波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事后，邓小平同志又多次谈到宁波。

　　长期研究“宁波帮”的王耀成曾撰写《一位伟人与一座城市》一文，文中写道：

　　就在北戴河谈话4个月后，1984年12月20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包玉刚，两个人像老朋友一样地会谈了40分钟。其时距包玉刚第一次回故乡不到两个月，话题就从包玉刚这次回乡谈起。

　　包玉刚说：“我最近去了家乡宁波，准备做点事情，您听说了吗？”

　　邓小平说：“听说了。你很热心啊。”

　　包玉刚说：“宁波是我的故乡，我已经40多年没有回家乡了。宁波有1万多平方公里，比香港大10倍。香港550万人口中，有4所大学；宁波500万人口中，没有一所大学，所以我打算在宁波办一所大学，希望得到邓先生的支持。”

　　邓小平笑着说：“我赞成。”

　　包玉刚说：“世界各地的宁波人不少，许多人还很有钱，在香港就有不少宁波人。”

　　邓小平说：“请卢绪章（时任对外贸易部顾问）外面跑一下，你有关系，他也有关系，只是他的关系隔得久了没联系，而你在天天联系。你们可以合作嘛。”

　　时隔不久，1985年1月4日和1月23日，邓小平又找谷牧、找国务院主要领导谈到了宁波问题，既有对创办宁波大学的指示，也有关于宁波机场的部署，更有对北仑港开发的展望，对宁波建设速度的关注。一桩桩一件件，一字字一句句，每一个声音都给了海内外宁波人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王耀成认为，宁波幸运的。

　　因为有了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宁波这座刚刚“解冻”不久的城市便以“宁波帮”为平台迅速地走向世界。仅在小平指示发表的一年中，就有47个国家和地区的1010批、2400多位客商，来宁波参观访问、洽谈业务，签订上百件协议，总投资额2亿元，这些项目绝大部分都是由“宁波帮”牵线搭桥的；除投资外，一年中收到的捐助达139项，折合人民币5781万元。

　　但由于当时多种因素的制约，在小平指示发表后长达8年的时间里，“宁波帮”对宁波较大的投资却一直乏善可陈。据1983年从事统战工作的原宁波海外联谊会副会长唐加善回忆，在前一个8年中，海外“宁波帮”更热衷于捐资办学、办卫生、办福利事业，却很少办实业，捐资不投资几乎成了“宁波帮”的传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有能力捐些钱，是好事很光彩。至于办实业，则要讲利润，一讲利润，就有“兔子竟吃窝边草”的嫌疑，怕受到指责。

　　打破这块坚冰的，是台湾著名金融家、实业家应昌期先生。

　　应昌期，宁波市慈城镇人，一生爱国爱乡。1986年，他“偷”跑回宁波，感慨大陆比台湾好，宁波比台北好。为把家乡推介给世界，1988年，应昌期特意把第一届应氏杯世界围棋赛的1／4赛移师到宁波举行，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宁波知名度，同年，他捐资140万美元重建中城小学。

　　1991年，已与应昌期结成“忘年之交”的宁波市主要领导和唐加善闻悉，应先生拟在上海选址设厂的消息后，正苦于引资无门的宁波当家人把这当做一个难得的机遇，很快联名写信给应昌期，表达殷切期望，最终说服将实业办在宁波。1994年，两个捐资项目（慈湖中学、倡棋幼儿园，捐资计2000万元）、两家工厂（宁波现代建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利华＜宁波＞羊毛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计4500万美元）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生产。如今这两家工厂的总投资已达2．5亿美元，累计安排3万余人就业，上交国家税收2亿以上。应先生生前特别交待：在宁波投资所取得的利润，继续用于内地建设和发展围棋事业，一分钱都不许汇向国外。殷殷爱乡情，堪称宁波乡长。

　　在应昌期的率先示范下，宁波迎来了“宁波帮”投资的高潮，“宁波帮”在甬投资企业已有200家之多，在宁波的“三资”企业中，由“宁波帮”引荐的企业占了七成。另据不完全统计，自1984年以来，已有400多位“宁波帮”向宁波捐赠近2000个项目，折合人民币6亿多元。

　　幸运的也不仅仅是宁波人。

　　许多“宁波帮”人士，不仅热心捐助家乡建设，而且捐资惠播全国各地。邵逸夫先生至今已在全国捐建教育项目1600多个，捐赠总额达16亿多港币，荣获文化部首颁的“文化交流贡献奖”。沈炳麟先生因其在捐资事业上的突出贡献，被全国“扶贫办”和《半月谈》杂志评为“全国扶贫状元”。此外如赵安中、包玉书、闻儒根先生等捐资额都在数千万元，捐建外地的教育项目均达几十个乃至上百个。

　　“宁波帮”也不仅仅只属于宁波，他们是炎黄子孙的共同“资源”。“宁波帮”的杰出代表如包玉刚、王宽诚、安子介，他们曾多次受到邓小平的亲切接见，在香港顺利回归祖国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分别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和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主要成员的身份，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4年5月13日下午4时许，如海上的移动岛屿，一艘长323米、宽42．8米的目前世界最大的集装箱船从韩国出发，在经过了23小时的处女航后，稳稳靠上了宁波北仑港第二集装箱公司码头。与此同时，这艘巨轮的船东———东方海外（国际）有限公司主席董建成先生也专程抵达宁波。

　　宁波是董建成梦牵魂绕的故乡。5月14日，他以他的特殊方式，为他的父亲———已故“东方海外”创办人董浩云先生，为他的兄长———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董建华先生，更是为千千万万“漂泊”海外的一个特殊群体———宁波帮，还了一个在心中盘桓很久的夙愿，为这艘可装载8063个集装箱的船舶亮出了一个响亮的名号：东方宁波。

　　据介绍，该轮在命名为“东方宁波”后，将投入太平洋航线，计划沿途挂靠巴生港、新加坡、长滩、香港、高雄等港口。超大型集装箱船首次以“宁波”命名，对提升宁波的形象，扩大宁波海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宁波人深信，随着“东方宁波”轮跨越全球五大洲的航程，宁波将不断地向全世界展示一座东方美丽城市的迷人魅力。这正如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巴音朝鲁对“东方宁波”的评点：宁波从此将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移动名片。

　　而宁波港和“宁波帮”，一直是宁波人深以为豪的“金名片”，是宁波对外开放不可或缺的两大资源。

　　以世界最大集装箱的方式，让“宁波帮”和宁波港紧密相联，宁波再一次让世界惊叹，让旁人称羡。在宁波这座城市一步一步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宁波帮”已是不可剥离的一部分。

　　宁波帮，这群从小闻惯了海风腥味的人们，这一传统儒学教化之下的新兴商帮，带着商人的精明开阖却不失书生的道德操守，完成了从传统商业到现代商业的转型，真正在中国的近代经济舞台中脱颖而出。